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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淀在往事中的母爱: copy from 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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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淀在往事中的母爱 母亲这一生从未对我们说过一个“爱”字，但我们却无时无刻不感受到母亲深厚而温馨的爱。就在母亲去逝前住院期间，我守在母亲的病床前，母亲还关心地对我说，注意身体，别着凉了。 的确，我从小身体就比较差。我们五兄妹中，我是体质最弱让父母操心最多的一个。母亲说我生下来三个月就开始生病（后来才确诊是膀胱结石），时好时坏，断断续续，几乎占去了我童年的所有时光。结石发作时，堵死了膀胱，排不出尿，胀痛难耐，坐卧不宁，有时候憋得直肠都拉出一截。即便是在半夜，母亲劳动一整天，疲乏万分，困眼难睁，也要爬起身来，用布片轻柔地把我落出的那截直肠送回肛门，然后背着我满屋子慢慢踏步、轻轻抖动，直到顶住我膀胱的那颗石头从排尿口滑开，尿液喷涌而出。这时候，母亲却不移不动，一任我的尿水淋湿她的衣服。因为她知道，儿子排完了尿，就会好受一些。放到今天来看，结石作为常见病，并不是什么疑难顽症，取石手术十分简单。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穷乡侗寨，结石病还真是要命。从我患病开始，父母就到处寻医问药，乡医院住了若干次，中草药吃了几百服，甚至还请巫师禳过灾。但是一点效果也没有，依然三天一小病五天一大病。父母除了干农活，余下的时间和精力大多用来治救他们的儿子。尽管有时候我病得奄奄一息，没有了人样，父母都从未产生过一丝放弃的念头。直到我十岁那年，父亲把我送到区医院照光，发现了硕大的结石，做了膀胱取石手术，才彻底清除缠绕我多年的病魔。 在我们村里，父母都算是有文化的人。父亲上过私塾，读过两年初中，还被抽到州地质队工作过几年。母亲曾考到州农校学习三年，临近毕业，才因国家撤销学校而被迫返家。后来也曾有几次出来工作的机会，但因我爷爷当过乡长、家庭成分高（曾请过一个长工，被评为富裕中农），也与这些机遇失之交臂。父亲多弟妹，一家十几口人，家庭负担很重。父母结婚后不久，爷爷就把他们分了出来，开始白手起家和养儿育女的艰难生活。大山里的农活又苦又累，他们希望自己的儿女不要像他们那样辛劳地度过一生，希望我们都能吃公家饭，拿一份工资，日子过得松爽一些。就下定决心，自己再苦再累，哪怕砸锅卖铁，也要把我们五兄妹培养出来。这样，父母亲付出了百倍于他人的心血，创造了一项感人的记录：一户普通贫困的农家，培养出四个大学生。在我们充斥着文盲的落后的侗族山寨，当时可是一件影响不小的事。后来村坊邻里都效仿我父母把孩子送到学校去念书。我大哥是村里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我是第二个。我大姐是第一个女初中毕业生，我妹妹是第一个女大学生。满弟后来也考上了大学。 五个孩子同时在念书，大哥读大学，姐姐念初中，我与妹妹和弟弟读小学。没有什么特殊的经济来源，家庭经济状况可想而知。每年父母都在除夕夜作好一年的打算：养几头小牛，喂几口肥猪，种几亩花生，卖多少桐油，父母都一一规划在账本里。这些收入并非轻松就得到手，还要看当年的年景如何，想方设法不让牲口染上病疫，否则一切计划都要打乱。尽管如此超前安排、精打细算，家里还总是入不敷出。父母常常东挪西借，拆东墙补西墙，到处借账。好在父母为人和善，非常信义，深得乡亲信任和尊重，只要手里有钱，都愿借给我家。在我们贫困山区，亲戚朋友都不富裕，没有多少闲钱，有时候急着用钱，父母就从另外的人家借来还上。由于家庭经济太过窘困，姐姐念完初中，就主动辍学回家帮助母亲养猪干活，不管父母怎样教育开导也不肯续读，她把学习的机会给了我们弟妹。也正是如此，父母期望我们五姊妹都成为国家工作人员的梦想没有完全实现，这成了他们一生最大的遗憾。 我的学习生涯并非一帆风顺。因为经常生病，小学一到年级几乎没有学到什么东西。离家到乡里上五年级时，也只是勉强考上。虽然做了膀胱取石手术，身体一直比较瘦弱，十一二岁了还经常尿床。当时住校的学生家境都十分困难，每个学生家里只能提供一床棉被。同学们都是两人组合，一人出垫被，一人出被子。我因为有尿床的习惯，无人肯与我搭档，只好一个人睡。就着教学楼顶层上的地板，铺上一层稻草，把被子折过来，一边垫一边盖。夜间尿了床，怕人家笑话，就用身体把尿焐干，但还是留下了斑斑尿迹。同学们常常摊开我的被子，指着被子上的尿印儿拿我开玩笑，说我是画“地图”的专家。有同学悄悄去告班主任，班主任以为我懒起床上厕所（厕所的确也很远，要从四楼走到一楼，绕道很远去乡政府的公厕），就狠狠凶了我一顿。我无言以对，只好红脸低头认错。但这并不能改变同学们和班主任对我的陈见。同学们照旧羞辱我，大一点的同学常常趁我夜里熟睡时掀开我的被子，将我瘦弱的裸体暴露在冷风灯影下。见我尿了床，又光着屁股睡觉，就叫醒同室的所有同学，让大家取笑我。我羞愧得无地自容，恨不得找个地洞藏到里边去。家里经济实在太拮据，主要的收入多花销在读高年级的哥姐身上，我们当小弟的只能穿哥哥穿短了的衣服，裤衩就免穿了。我受了同学的羞辱，只好回家向母亲诉苦。母亲安慰了我，给我讲了些关于古人以沙为纸，戳壁借光，悬梁刺股之类的故事，勉励我克服困难，好好学习。并翻出哥哥的一条旧裤衩给我。穿了月余，裤衩毕竟已很破旧，加上经常被我夜晚遗失的尿液浸渍，裆处很快破得只有一丝布筋连着。一次周末回到家，爬到李子树上狠吃了一顿李子，拉肚子遗了稀屎，又不敢告诉母亲，只好悄悄脱下来，藏到床脚就赶往学校。不料又被同学“捉”了几回光屁股。回到家里，只好向母亲撤谎说我的裤衩烂了，已把它丢掉，请求母亲给我买一条。母亲笑着对我说：“家里不是还有一条吗？”我高兴起来，以为母亲为我买了一条新的。等到母亲把裤衩送到我手里时，才发现那正是我丢甩在床下的那条破裤衩。母亲已洗得干干净净，还用一块旧布把它缝补得非常完美。我心里一热，赶紧跑回到自己的卧室，一个人悄悄蒙着被子哭起来。我认识到了自己说谎的错误，也真切体会了母爱的细腻和伟大。从此不再向母亲提任何物质上的要求。 母亲并不责怪我，她来赶乡场卖完了花生，就到学校看我，向学校领导和老师介绍我以前的病况，还给我送来了一个制作得十分精致的竹筒，叫我挂在床边，夜里把小手解在竹筒里，第二天再拿到厕所去倒，免得半夜一个人起来室外解手，并嘱咐我要每天将竹筒拿去河边冲洗一次，保持竹筒清洁卫生，不要影响其他同学。我非常高兴，觉得母亲这办法实在妙极了。当天夜里我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还未尿床，很是高兴，就摸索着爬起来找自己的尿筒。不知哪位坏心眼的同学却事先在竹筒里洒了满满的一筒尿，又将系竹筒的草绳剪得只剩一小丝儿，我的手一触及筒子，竹筒就哗啦一声脱落下去，一筒子尿水顺着木地板的缝隙漏到下层一位女老师的蚊帐上。女教师梦中被尿水滴醒，异常愤怒，一边用木棒捅得我们地板咚咚响，一边将我们骂个狗血喷头。天明上早操时，校长在广播上对这件事作了严厉批评。虽然未直接点我的名，但“尿筒”这个绰号很快被同学们扣在了我的头上。我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于是开始厌恶学习，上课不认真听讲，不按时完成作业，经常无故逃课。班主任就更加讨厌我，说我是害群之马。我忍受着奇耻大辱，熬完了五年级最后三个月的时光，以全班倒数第一名的成绩小学毕业。 中学肯定是没指望读了，也没有兴趣读了，准备回家好好跟父亲学习犁田种地，安心做一个称职的农民。父亲起先并不怎么指责我，但知道我不准备续读后却大发雷霆，差一点用竹条抽我。要知道，父亲最大的期望就是要把我们都供出去，用他的话说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也要为他的子女们斩断“泥巴脚杆”。关键时刻，母亲站出来护住了我。她也没多说什么，她知道自己儿子并不笨，也明白儿子厌学的原因。她摸着我的头对我说：“好好玩一个假期，等开学时妈送你到一个好的学校去读书。”我不置可否。 新学期开学的时候，母亲给我置了一身新衣服，背着我的书包，带着我翻山越岭到离家很远比我们村更加偏僻的深山里的新槐小学去，把我交给了一位当教师的表叔。见面时，表叔感动地向母亲翘起了拇指，啧啧称赞母亲说，那所小学自建校以来，从来没有妇女送孩子来入学，母亲是第一个。那是一个苗族侗族杂居的村子，各方面比我们村更加落后，很多男孩子都上不了学。我插班的五年级有三十多名学生，只有一个女生。母亲把我托付给表叔后，在表叔家吃过午饭就返家了。表叔面目白净，和蔼可亲，非常有责任心，是我们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他把我安排到教室仅有的空位上，与班上唯一的女生坐在一起。一个星期，我都不敢正眼看同桌一眼。由于山高坡陡，一路上走过的都是深山恶林，心存恐惧，又走得太累，加上水土不服，到校的当夜我发了高烧。好在并不严重，又有表叔照顾，很快就恢复了正常。同学们非常纯朴友善，都把我当成朋友，我们课余一起上山砍柴采笋、做菜吃饭，周末一起下河捉鱼捞虾、戏水玩耍，过得充实而快乐，我很快适应了新的环境。 最初也不抱什么目的，只是想找个新地方玩一玩，又可以避开父亲严肃的目光。没料到表叔管束我们极严，每天放学铃声一响，他就端一根凳子守在教室门口，一边批改作业一边监督我们学习。做不完作业不准出门，该背的课文背不好也休想放学。这种管理同学们虽然特别反对，但对学习却很奏效，我的成绩很快有了长进。第一学期期末会考，我意外地获得了全学区第一名，作文还获得了满分。表叔高兴极了，把我叫到家去吃饭，自己掏钱买笔记本奖励我。回到家里，母亲也特别高兴，破例煮了两只准备卖钱的绿鸭蛋给我吃。父亲也连连夸奖我，到田里抓了几条养来待客的鲤鱼来犒劳我。我第一次感到学习原来如此愉快，渐渐对学习产生了兴趣，学习更加自觉刻苦。成绩不断攀升，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镇中学。我的身体也在不知不觉中健壮起来，尿床的陋习也不知不觉没有了。 此后读高中念大学，直到分配到城里工作，成为一名编辑记者，一切都比较顺利。如果没有母亲的远见，恐怕我后半生只能像堂兄弟们那样，呆在村里与泥土为伍了。母亲不仅养育了我，还给了我一条相对开阔、自由、轻松的出路，也为我有机会为本土文化作点贡献，实现人生价值创造了条件。 我和弟妹先后出来工作，还清了家庭所有的债务，父母亲也耗费了人生最美丽的青春年华，由中年步入暮年。由于他们年轻时劳累过度，染上了一身的病。父亲在他六十二岁那年离开了人世。母亲身体一直不太好，风湿、胃病、腰椎骨质增生等疾病长时间困扰着她，多次治疗也没有什么明显的疗效。近两年，弟弟与弟媳上课很忙，她又牵挂还正呀呀学步的小侄女，每日拖着病体悉心看护，又担心治病要耗费我们的经济，病情加重了也强忍着。我反复催促她来诊治，她都迟迟不肯动身。 今年二月，她实在忍不住了，才叫三弟送她进城来治疗。住院期间，我给她洗脸洗脚，她像个知足的孩子，脸上洋溢着淡淡的笑，说是太麻烦我们了，早点跟我父亲走就好了。我批评她不该这样想，安慰她现在医疗条件那么好，慢慢治疗就会好起来。可是她还是匆匆地走了，像一枚脆弱的鸡蛋，瞬间从我的手指间不幸滑落，散落成一地的痛。看着母亲的生命倏然从身边飘走，我只觉天旋地转，满脑子空白，恨自己手无回天之力，心底涌出万般悔恨。想起网上有句话：莫做迟孝人，莫行悔恨事。这话应到了我的头上。我再也没有母亲了，想见上母亲一面，也许只有在梦里。想到母亲勤苦的一生，母亲给予我们最深厚的爱，想到永远无法报答的恩情，愧疚的泪水潸然而下。 在老家清理母亲的遗物时，我带回了三件东西。一部母亲近年整理编创的酒歌书稿，这是她与父亲多年积累的民间文化资料，我准备找机会结集出版，了却母亲传播民歌的心愿。二是一条十分破旧的传统刺绣背带，母亲用这条花背带把我们五兄妹一个个背大成人，它见证了母亲养儿育女的万种艰辛。三是一双小巧玲珑的布草鞋，这是多年以前小侄子到故乡度假时，母亲特意用熟麻和布条为侄儿编织的。精致、美观、实用，既防止侄子在家乡的泥路上行走时滑倒，又避免草绳缠伤侄儿的嫩脚皮。这是母亲遗留给我们的最后一件精美的手工艺品，也是母爱延伸到儿辈的具体物证。这三件东西，作为我追念母亲的实物，也会作为我家传的宝贝，将一代一代永久地留传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