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二年,虽然重新获得知州李沄颁给的免夫印照,但莫氏与夫役之事并未就此完结。莫氏在永安能成为地方著族,当然不仅仅是凭借免夫役体现的特权,也在于在科举事业上的不懈努力,更在于持续参与地方社会重要的公共事务所塑造的影响力。继明万历之后,至嘉庆、道光年间,莫氏家族迎来了最盛时期,“生齿多四五倍于前,加之士奋功名,人增产业,就蒙山一邑而论,谈富贵二字者,咸于我莫氏手屈一指焉。”[48]在科举上取得功名并在官场取得成就者,主要是第十七代的莫若琇(嘉庆年间拔贡副榜,历任梧州、南宁、全州、阳朔、上林、藤县训导)、莫若璟(道光丙申恩科第十五名进士)、莫若玑(道光举人,官至湖北咸宁知县)等人。[49] 莫氏极力凭借家族实力维护自成化以来免夫役特权的同时,又在地域社会遭遇夫役摊派过繁、过滥之时,积极参与地方社会的公共事务。 经过乾隆三十三年、嘉庆五年两次禁革夫役无果之后,道光七年,莫若琇、莫若璟的父亲莫翰[50]与其他22位地方社会中有影响力的人物共同向永安知州玉麟提出禁革夫役一案,指出夫役繁重致合州苦累难堪,因而请求知州禁革滥役民夫。[51]此呈控最终获得批准,并于道光七年十二月刊勒于碑,竖于永安五里。由此,莫氏免夫役与里甲夫役之争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莫氏家族也借机重塑了其在地方社会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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